鲁迅先生以“广博闳丽，卓绝汉代”[9]来高度评价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其“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当受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中关于“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之论的影响。

鲁迅先生在其讲义《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还直接引用明代学人的评价：“《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10]；又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11]的评价，将司马相如置放于汉代文坛首位，强调其影响深远，“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12]！

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文学的创造性也颇为看重，有“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盖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13]的说法；换句话说，鲁迅先生认为，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上绝不因循守旧，非常注重创新。鲁迅对司马相如文学创作成就的推许，乃基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极其活跃和重要的“创新”特质而发。

鲁迅先生既注意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大人》诸赋的时代价值和地位影响，也很重视作者的短赋。他还多次提及自己对司马相如的经学与小学的分析研究。他非常推崇司马相如的文采，认为“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14]。鲁迅先生还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再次推崇《西京杂记》中有关司马相如的故事，并称赞：“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15]。

司马相如把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进行试验，对中国文学的形式美感的创造起到开创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纯粹的学术领域，钱锺书先生以激赏的态度高度评价其文体创新意义，并对相如与文君的态度也丝毫不隐晦：“相如于己之‘窃妻’，纵未津津描画，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列，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16]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刘纲纪等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开始独立研究纯粹的文艺、直接谈论艺术创作，是从开创汉赋的司马相如开始的。[17]

龚克昌教授认为，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应该提前到司马相如进行文学创作的西汉前期，最主要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司马相如已能够充分表现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能自觉运用形象思维，运用并发展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积极追求文学艺术的形式美；第二，已提出比较系统的文学艺术创作主张而进行主动创作。诚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所言，文学艺术已经不甘于继续充当儒经的附庸，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这是文学艺术觉醒的表现，是文学艺术自觉时代到来的象征”[18]。事实上，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大赋雄霸整个汉代文坛，传达出大汉帝国博大恢宏的精神风采。汉赋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华丽的辞藻、铺张扬厉的笔法，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降临。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雕塑（在成都市琴台路）

司马相如不似扬雄、王阳明等有“圣人”情怀或情结。正史载其“口吃”“不善交际”“不慕官爵”、爱“称病”闲居等，读书、写作才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应该说，司马相如是一个有着巴蜀文化传统特质的文人。他自觉地将国家统一、民族自尊的政治诉求，以及独立、自由的文化主张等融入文学作品，为汉代及后世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理解、喜爱、接受，甚至仿效。而这则是因为其契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或称集体无意识，契合了西风东渐以来的思想潮流。

注释：

[1]李孝中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58页。

[2]郭沫若：《郭沫若选集》 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页。

[3]郭沫若：《卓文君》后记，《郭沫若选集》第3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成仿吾：《〈卓文君〉后记》，《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3年3月10日。

[5]齐豫生等主编《白话四库全书·史部·史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6][9][10][11][12][1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74页。

[7]鲁迅：《两地书·1926年12月3日致许广平的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8][14]鲁迅：《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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