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昊访谈录国画与水墨(2)
董:日本在保存、研究传统艺术方面做得较细致,并通过品质较高的展览、画册来呈现;日本的几位当代艺术家,在东西方的通融方面做得较好,运作也很成熟。和他们的国性有关,战略性很强。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期,日本已开始做“文化输出”,梵高、莫奈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浮世绘的身影,占得东方文化在西方世界中的先机。
网上传过一个色卡,几百种红色、绿色的名字,事实上这是日本画的色卡,不是中国传统颜料。日本人喜欢剖根问底,他们相信经过成分的细化,绝对可以做出和古物一模一样的东西。他们做的纸绢、墨汁和颜料种类丰富、质量很高,但就差一点点,这一点点就是气息,气息不对整个就都不对了。而中国有“水清则无鱼”之说,“谨毛则失貌”,过于细化反而会愈行愈远。传统国画颜料就这么几种,同一画手在不同状态下可以用出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都可以用出不同的气息,单纯的东西里体现无极变化,成事在人,而不在于颜料本身。
日本有位学者富田升,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说过:“中日两国在美感上有着很大的隔阂,即使是日本历代积蓄下的中国文物,也是日本人依其自身的传统美感选择的其中某一部分的中国文物。日本人喜好的中国文物,与中国的正统文物相差甚远。夸张地说,有时甚至是互相背反的。”所以日本人喜欢法常,但法常在中国的评价不高,因为它的笔墨不够高,王季迁先生论及过这一点。一些日本藏中国古画的装裱,极尽繁缛,以致喧宾夺主,日本绘画中的哀伤、情色、恐怖等,也不见于中国古画,中国艺术讲求粗而不野、文而不弱、哀而不伤,中正平和的庙堂之气,即便个别“另类”作品,也绝无怪异慑人之感,古质与典雅依然是作品的内骨。
中国艺术家受日本影响,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民国时代的艺术家,除了留法其次就是留日了。国画家中,傅抱石就是留日的,所以他的画受日本画的影响很大。80年代又是一个学日本的高峰,主要是学浮世绘的美人图,很实地勾线条,再染色,成为中国式的“学院工笔”,题材有青春校园、街市一角、军旅生活,在美展中较多见。今天的画家更多地从日本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借鉴,他们一定会觉得之前的“学院工笔”很甜俗,但事实上源头是一样的,都来自日本。
在“当代水墨”中,不管是学日本,还是学西方,原因都很简单,就是回避掉中国传统的东西。一方面,真去学国画就难了,因为可以比较;另一方面学中国传统的图式会让人视觉疲劳,显“老气”,从日本或西方艺术中选一个图式,虽然舍近求远,但效果立竿见影,马上变得“新”、“当代”起来。这些都无关于国画的传统,无关于当代的观念,只是一种“策略”。
问:你怎么看水墨画的方法论问题?高居翰谈中国画的论著怎么样?
董:我不太理解“方法论”指什么。古人说过:“画乃文之极。”并认为文学表达完了之后,还有意犹未尽处,通过画来补足。当我们读《文心雕龙》时,会发现这一文学评论和画论有极相似之处,读完这些,可以理解中国文艺的品评标准。高居翰提供了作为一名西方人怎样来看中国画的视角。他当年写这些书,对象是欧美艺术爱好者,写了几册介绍中国历代艺术的普及读物,但我们的国民性中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中国如此受欢迎,高居翰先生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不能理解笔墨,不能对笔墨作出判断,就不能说是看懂了中国画。有大量的历代画论传世,近现代的美术史家、鉴定家们也留下了不少论著,比如吴湖帆、谢稚柳、张葱玉、徐邦达、王季迁等,除了鉴评的精深,文辞也很优美。今天很多人受西方的影响,明明可以写“明代”,偏偏要写成“16世纪”,文风很“装”,行文似是而非、隔靴搔痒,像是被翻译过来的中文,很拗口。
董天昊写生、创作手稿
除了国画界、美术史界,史学界也有相似的状况。史景迁的几册书同样一时洛阳纸贵。事实上林语堂也写过一些历史人物,最有名的如《苏东坡传》、《武则天传》,堪称经典。不是说史景迁、高居翰的论著不好,他们提供了作为西方学者看待中国历史及艺术史的视角与观点,是值得参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美术史的学习研究过程中,舍中逐西,只能说明大家内心比较虚弱,不够自信,同时也是追逐时风的心态使然。
问:你觉得自己的作品属于“当代水墨”范畴吗?如果不是,那属于哪类?你既画传统题材,又画现代人的主题,这矛盾吗?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xplzz.cn/qikandaodu/2021/0314/6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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