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我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故事重播(2)
研究生毕业,我的论文在一起成了一个集子,在浙江文艺出版社非常罕见的出了一本书,我也就留校了。
■ 读研究生时期,朱栋霖、吴福辉、王信、许子东、王富仁
-3-
在大学评了职称,过了一两年,我开始转写当代文学评论,也有了一些机会,1984 年,我参加了后来影响深远的杭州会议,这个会议在当代文学史上很著名,启发了后来的寻根文学。
这个会的政治背景是上海文学跟文艺报有争论,跑来杭州开会。但这个会一点没讲政治,当时阿城的《棋王》刚发表,很出风头。会上讨论最多的是,现在一些作家拼命学现代派,其实学的都是翻译腔,他们不懂外文,学的都是李文俊、傅雷等。真正要锻炼文字,还是得去明清笔记里找。
当时在西湖边上,我们吃完饭散步,韩少功对我说,他回去就要弄点干货。后来,他就写了《文学的根》,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
■ 1984 年,杭州会议,左后方为许子东
杭州会议开了三天,完全没有谁先发言、谁讲评等等,讲的都是真材实料。所以后来我有个观念,会想要开好,一定要请对人。你找十个行内高手聚在一起,不管讲什么,都会很有价值。
我其实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回顾整个现代文学批评的大概过程,二十年代,文学批评发生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三十年代,出现左联,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政治背景;到了延安时期,文学批评变成了文学生产机制的一部分,代表一种对文学的引导规范;五、六十年代直到文革结束,大学的学者跟实际的创作没有关系;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年轻学者,跟作者是朋友,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直接使得八十年代的文学迅速从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转向寻找传统的寻根文学和探索现代派技巧的先锋文学。而这个阶段,我很有幸参与了。
还有个例子,1985 年郁达夫去世四十周年,我被中国作协请到北京写一个关于纪念郁达夫的讲话,代表国家对郁达夫烈士身份的认可。
我当时刚升副教授,还没坐过飞机,被抽调过来,他们给我定了七天的酒店,要我写一篇三千字的发言稿,我一天就写好了。写好之后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会,讨论一个新作家的新作品。
他都不说作者的名字,但是讲来评论的有汪曾祺、陈建功等等有名的作家。结果你知道讨论谁的作品?是莫言的第一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当代文学的会,我当时也好高骛远,我想我不能老做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更好玩,它代表了新趋势。
当时有个机缘,1987 年我去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了西方流行的学术界理论,我看到了中西根本性的区别。
内地做文学,像在前线打仗,你要治病救人,别管用什么方法,赶紧把病人救活。但在海外,就像医学院学生旁听的实验课,老师们做演示,学生在下面看。
区别就在于内地文学批评,问题最重要,但西方学术圈,他们不讲问题意识,他们讲方法。
■ 许子东和《鲁迅传》作者朱正先生
-4-
因为研究郁达夫,在香港我遇见了李欧梵教授,他推荐我到美国去。1989 年,我去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零下三十多度的芝加哥,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的小屋,一整年时间,都在谈高深的理论。
一年之后,正好李欧梵教授到了洛杉矶,我为了申请奖学金,又去洛杉矶读了个博士。之前我是研究郁达夫、当代文学的,洛杉矶有一批人在研究中国当代女作家,其中有一大半都是关于张爱玲的,机缘巧合我就碰见了张爱玲。
■ 许子东与许鞍华、宋以朗、关锦鹏等友人聚会
那个时候美国学校的停车场很贵,我都是开到一个路口找免费停车位,然后搭巴士去学校。几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个路口,就是张爱玲住的地方。
当时我开着车找停车位,脑子里都在用英文打腹稿,我竟然不知道,她就住在这个路口,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有时候我在想,说不定我在路上遇到过她。张错——就是最后去海上撒张爱玲骨灰的南加大的教授——他说,「许子东,你就算在街上见到了她,你也不会认识。」她戴一个假发,穿一个最便宜的拖鞋,走在路上,你都怕撞倒她的那种老太太。
曾经有个台湾有个记者探听到张爱玲的住处,在她旁边租了一个房子,整天等她,也等不到。最后写了封信塞到门下,请求第二天来采访。结果,张爱玲第二天早上就搬走了,没有知道她生活什么样子。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xplzz.cn/zonghexinwen/2020/1008/3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