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丨潘凯雄看葛亮长篇新作《燕食记》:(2)
从作品面上的呈现看,同兴楼、十八行当然是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俩活动的主空间,般若庵、太史第、安铺、湾仔、观塘等则是作品里各色人等展示自己的次场景。但整部《燕食记》则是笼罩于一块巨大的自然时空之天幕下,这里上演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粤港两地先后经历的诸如抗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作品中人的选择与作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可以从那片巨大而斑澜的时空之幕上寻找到些许缘由。荣师傅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的广东,这当然是一个时代的开启,他的人生自然不得不伴随着此后一系列的时代变革与风云际会而起伏;而弟子五举活动的主场景则主要在香港,六七十年代那里的经济腾飞,八十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及粤港澳大湾区开始启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对于个人命运的兴衰起伏或多或少都会激荡起种种微妙的涟漪。比如作品行将结束之际,谢醒在动员露露去说服五举参赛时曾说道:“你们这个观塘的店,不长久”,理由就是“如今大陆开放,多了四个经济特区,吸引外资。观塘的老板们,心思活络的,都想着把厂子北上移到内去”。寥寥数语,八十年代经济特区建设的魅力跃然纸上。
比之于《朱雀》《北鸢》曾出现的遗憾,葛亮这次在结构上做足了文章。从文本表层看,《燕食记》全篇由上下两阙共十六题组成。上阙九题以师傅荣贻生的传奇身世为主体,展示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粤地的时代风云变幻;下阙七题则以荣氏弟子陈五举的成长为核心,呈现的是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终曲则以师徒二人在一场电视烹饪大赛中重逢而走向大团圆。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双线叙述结构,其长则在于脉络相对清晰,其短则略显机械,灵动感不足。为了补强抑短,葛亮在作品中特别设置了“我”这个角色来贯穿上下,这是一个赴港读书又留在那工作的青年学者,因其祖辈与荣师傅也算世交,因而多有交往,为此,“我”还特意申请了一个关于粤港传统文化口述史的研究项目。不曾想到的是在研究尚未展开之时,竟传来了同钦楼即将结业、荣师傅出走的惊雷。为了抢救这段历史,“我”便加速了该项目的研究,也成了自由游走于上下两阙间的一个“自由人”,他可以将荣师傅和五举师徒俩在上下两阙间自由调度,容易混淆处也不妨加点近乎注释类文字。这样一来,上下两阙结构的短板在“我”的调度下就变得自由灵动起来,而且“我”的出现也使得读者在阅读《燕食记》这一虚构文体时自然产生一些非虚构的“幻觉”,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作者:潘凯雄
《燕食记》的题材不能谓之为重大,但它所表现出的主题分量却不轻,且感染性极强。这样一种阅读体验再一次告诉我们:对创作而言,写什么和怎样写同等重要;对文学而言,只有具备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读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作品本欲传递的内容与主题。
当然,《燕食记》之成功也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促成。或许是一种巧合,在进入对葛亮这部新长篇的阅读之前,我正在集中阅读东方出版中心新近推出的《七声》《戏年》和《问米》这三本葛亮的中短篇小说集,总计18则中短篇虽各有长短,但善写人则是其共同特点,不多的着墨将作品主人公的主要特点给勾勒得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这一点在《燕食记》有了更宽广的表现舞台,作品中先后出场的人物大大小小几十有余,着墨虽有多寡之别,但活灵活现则是其共同特点。还有语言,葛亮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其实都值得琢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葛亮语言的显著特色,但《燕食记》因事发粤港二地,一些粤语的嵌入在所难免,但在具体处理尺度上葛亮的掌握十分得体,不仅不显生硬,反倒更见丰富。
责任编辑:邢晓芳
这是葛亮继《朱雀》《北鸢》之后又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关于葛亮,我自然不能说陌生,但面对他的新长篇,我又的确多少存有些许“忐忑”,吃不准他的新作究竟又会给你啥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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