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责任与中国人类学学术关怀与学术共同体圆(2)
(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困境
黄剑波曾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几乎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垄断性的“主义”缺失的时代。在一个缺乏垄断性“主义”,逢研究必谈“跨学科”的时代,哪些理论可以称为人类学理论?如何看待理论与方法的关系?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比,人类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自然成了此次论坛青年学者们所要追寻、探讨的主题。
赖立里讲述了一直以来影响她的学术思维的两篇文章: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以及E. Laclau,“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但这两篇文章并非人类学家的文章,由此她反问“什么是人类学理论”,并借助人类学家所写的理论思考文章指出,她更关注的是从具体研究中所生发出来的人类学理论。她说:“人类学家做田野,需要真正地去站在对方的角度,真正地从材料里面生发出你的分析和认识。”
接着“什么是人类学理论”的话题,杨德睿讲到,如果按照他的理解,给“理论”下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对一种事实的因果性解释,且具有重复性,可以被验证——的话,那么人类学是没有理论的。但是,他提到人类学的重点在方法,“方法就比较类似于一个形态,一个套路”,人类学者观察到一个事实,然后给这个事实一个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呈现出这样的形态?这种解释往往就被归结为所谓的“人类学理论”。由此,他指出一种理论得到大家的喜欢,就是因为大家都有某种需求和焦虑。杨德睿认为,在中国人类学界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研究兴趣,显得很零碎。他提出,如果人类学者在国家想推动的主流知识生产方式与我们个人兴趣之间找到中间道路,如果我们可以形成对话的兴趣范围,指向大家都承认的事实,那么,这对学科发展会比较好。赖立里也提到个人兴趣的碎片化取向是反对宏大叙事的,因而想要做一种“入世”的研究,时下的区域研究或许是一个机遇。她强调了人类学本身的跨学科特性,因此在区域研究的各个方面可能会有所作为。这便又承接到了龚浩群所强调的世界区域研究成为学科增长点的话题。同时,在谈到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时,赖立里指出一个理论的出现势必与当时的时局相关,人类学家应当根据时局去发现一些现实问题,这应该是人类学家应有的贡献。
张志培提到,我们必须注意人类学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每一个地区的民族志理论不能直接“拿来”套用,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当中可以进行对话,强调了“对话”之于理论的重要性。关于人类学理论的对话,余成普指出,人类学家在寻求理论对话时不能只局限于人类学这一领域,而应该更多地与整个社会理论进行对话。他说,我们用人类学已有的理论,比如结构功能主义、象征理论,来指导我们人类学民族志的调查。但是在这些民族志调查的背后,我们其实反思的是一套社会理论,而不仅仅是人类学本身的这些理论构架。我们用地方性的知识,回应的可能是已有社会理论的架构。他觉得对于年轻学者来说,批评一套理论可能做不到,但我们至少可以对已有的一些社会理论提出地方性的思考。同样,郑少雄以他在研究中对于阿来(作家)著作的思考与回应,指出人类学家有义务、有责任去跟更多的知识分子进行对话。
刘宏涛则引述了法国人类学家马克·艾贝雷(Marc Abeles)对于美国和法国人类学传统的比较,指出美国和法国均有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传统,而我们中国的人类学者缺乏属于自己“身世感”,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研究大多时候都是在跟风。进而,他强调我们要清理我们自己的遗产,找寻我们的传统,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面对当下,面对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对于“身世感”的提法,张原表达了他对此的强烈认同。他说道:
今天我们讨论人类学的理论推进,而恰恰中国人对此就是缺乏身世感的。我们对这个社会其实上是没有一个主体判断的。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跟着美国人类学、英国人类学教科书的那些问题意识在跑,这个实际上问题是很大。刚才讲的国家传统,在这个传统里它有一个思想的传统,或者哲学的传统,这是可以借鉴的方式。在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好多的问题,我们其实是应该在中国的思想传统和现实问题里面,慢慢地累积出我们所说的身世感。所以要真正地推进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我觉得学科史是非常值得去重写的。当然,我觉得学科史也不是歌功颂德,而是去(追问)当时的那些问题、观念,是怎么在(那个)地方被生产出来。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xplzz.cn/qikandaodu/2021/0306/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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