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责任与中国人类学学术关怀与学术共同体圆(3)
在方法论方面,刘宏涛强调深厚的田野调查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性,他说:“根据我个人十多年人类学学习研究的经历,我觉得,除了对人类学整体进展的了解外,最重要的是回到田野、回到当地的视角。这条人类学的金科玉律已经被高高地举起,但是贯彻起来很难,贯彻得不足、不彻底。”无独有偶,余成普道出了中国人类学学者的经验不自信及理论不自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田野调查的深厚性不够。杨渝东在谈到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时,就社会学与人类学关注同一问题时的态度,强调了属于人类学特色的“小地方、大论题”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经验性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性。黄剑波根据自己思考以及总结上所述学者们的意见,指出了人类学研究的三个要点:
第一,我们人类学的研究要坚持它的经验性,否则我们就真的变成了哲学的附庸,经验性一定是像看家宝一样重要的东西;第二,人类学研究的地方性(或当地性、在地性);第三,深刻的人性或人文性,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同时它一定有更深刻的人性或人文性。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把我们与其他很多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因为我们的研究带有更大的人文关怀。
李耕表达了很多学生以及刚入行不久的青年教师们在文章撰写时的一种“理论焦虑”。她说:“写文章的时候,就是经验写出来了,但是不知道该跟哪些理论进行对话,如果不加上理论对话这部分,文章就显得不完整了”。她认同上述几位发言者的意见,指出不应该只把对话点局限于人类学这一个学科,“人类学的确是一个相对太窄的理论领域,就对一个社会现象的研究,可能社会学、民族学已经有很精彩的讨论了,那为什么不把视野拓展到那些领域中去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人类学在当下需要把握的要点:其一是梳理学科史,从传统的累积中找寻“身世感”;其二,坚持深厚的经验性,即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其三,在跨学科的研究中把握自身的优势(经验性、人文性);其四,寻找可以共同探讨的主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人类学理论的积累,推动学科的发展。
(三)“中国性”“身世感”与人类学的反思
一直以来,人类学的反思性一直为人所称道。此次会议当中,在围绕“人类学与中国”的讨论当中,“反思”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龚浩群结合自己在泰国的研究经历指出,海外研究会激发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性”或者“身世感”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者应当去反思“何谓中国性”,并对研究者的“身世感”采取分析的态度。接着刘宏涛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类学学者研究中国,美国人学学者研究中国,泰国学者也研究中国,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学者研究泰国,美国学者研究泰国,泰国学者也研究泰国,那么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上讲,这些由不同国别的学者开展的研究之间应该有分别吗?刘宏涛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人类学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看问题的立场,那么对世界的认识其实不应该有分别;分别也不是以研究者的国别来划分,而是以问题意识来划分。
继续上述两位学者的话题,赖立里以“中医、西医”的说法为例,指出其实所谓的“中国性”“中国意识”都是在外界刺激之下产生。因而,这些概念都需要被反思。而张亦农对这些概念提出质疑。他说道:“我觉得,像中国意识这样的概念,如果不能把它进行公开批判,那这样的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郑少雄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旅行经历谈到,“中国性”本身是流动的、辩证的,所谓的本土性和中国性,它实际应该在普遍化和世界主义当中来讨论。冯莎根据自己对旅法华人艺术家的研究指出,当谈论“身世感”“中国性”的时候,要加入一些前提和假设,只有这样谈这个问题才会有意义,否则便成了一个伪问题。
在袁丁看来,学者们所探讨“身世感”,应该是英文里面的“identity”。赖立里对此提出质疑。她以人类学家在写作时对读者的考虑为例做出回应,指出我们用英语写给英语国家的受众,与用中文写给国内的受众,二者会导致非常不一样的关怀,这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如果真的是中国的人类学,而不是外国的人类学,语言是最关键的,比如说“身世感”这样的中文词汇就带进来了,因而不能简单地翻译成“identity”或是“belonging”。赖立里认为所谓的“中国性”,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定位有关系的。在听完诸位学者关于“中国性”的讨论之后,龚浩群就她理解的“中国性”进行了总结。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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