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责任与中国人类学学术关怀与学术共同体圆(4)
我们谈“中国性”,要看我们是在哪个层面谈论。一个是在经验研究的对象层面,我们去看研究对象所谈论和理解的“中国性”是什么;另一个是在我们学术知识生产的层面,由研究者去考虑“中国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从经验层面谈,“中国性”是流动的,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是变化的,而且一些研究对象在谈自身的“中国性”的时候,他/她也是有策略的。所以我们在经验层面去谈“中国性”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语境当中去谈,不能忽视这个语境。在学理的层面,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去谈“中国性”的时候,实际上蕴含着我们自身对“中国性”的思考。你是认同也好,还是你对它进行反思也好,实际上我们是把这部分思考变成自己的“身世感”的一部分,当成一个可以被审视、被反思的范畴和对象。同时,我们看别人的研究的时候,也可以从他/她的“身世感”出发去解读他/她的研究。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知识体系的多元化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多元化,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同时,无论在经验层面,还是在知识生产层面,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世界当中来谈“中国”或者“中国性”,没有世界何来中国?所以我们在谈“中国性”的时候,背后隐藏的是“世界性”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做人类学研究,我们的“世界性”比任何时候都要强。“世界性”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性”问题,我们不能把“世界性”与“中国性”完全割裂来看。
跳开“中国性”的争论,承接上述学术学者谈到的人类学研究当中的反思性,陈乃华以印度人类学界一直以来对于杜蒙、对于“种姓”的研究为例,强调了人类学研究当中反思的重要性。余成普就人类学的反思性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管是我们做病人、医院的研究,或者是做少数民族的研究,还是做海外华人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了解他人,更重要的也是在反思自我。他说:“反思自我应该是多层面的,比如说我在调查病人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常人来反思不是病人的自我;我研究少数民族的时候,我可能反思作为来自城市的汉族教师的自我;在研究海外华人的时候,我可能反思的是在中国生活的这个自我,甚至反思的这个自我,也包括中国。”
杨渝东谈到,应当把中国研究纳入到关系当中来看,需要从他者反思中国,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人类学者应该关注到文明关系里面的认知、历史和文化判断。同样,代启福亦有类似的思考,他提到应当把对一个区域地方的研究纳入到世界格局中来讨论,避免“单边叙事”。丁玫从她的海外维吾尔人研究出发,提出要对以前的边疆或者区域研究重新思考,她以什么是边疆为例指出,边疆和中心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那么生活在我们视角中的边疆的人们,他们不觉得那是“边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在区域研究的视角需要更新,需要互为主体,用地理位置边疆、文化边缘这样的说法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
不管是学者谈到的“中国性”“身世感”,还是讨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其核心都是“反思”(reflection)。那么在当下的人类学研究当中如何做到更好的反思,而避免“寻找他者为镜,以观自我”的自恋的人类学呢?陈晋就此提出的一些思考,不妨引录如下,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2015年,我的导师、法国人类学家德斯科拉(PhilippeDescola)受邀去加拿大做一个关于结构主义的演讲。他谈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即我们应该建设一种“对称化”(symmetrization)的人类学。所谓“对称化”,是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文化特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兼容,而非前者包括后者。在这里,我想大胆地把“对称化”和“学术自述”联系起来。我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年轻一代应该关注如下问题:写作、演讲时,我们究竟是在谈论自己,还是在谈论我们的研究对象/伙伴?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材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成新的、“对称式”(symmetrical)的概念工具?在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版图中,人类学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二、中国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反思中国当代人类学学者面对的学术生产体制,以及探讨中国人类学教学体系的建设,是此次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与会学者希望交流各自所在机构的人类学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以期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另外,与会者也就目前中国人类学界学术论文的发表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一)中国人类学的教学体系及课程设置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xplzz.cn/qikandaodu/2021/0306/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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