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荐小说伤痕发表前后(2)
《伤痕》引起《文汇报》资深记者钟锡知关注
我和弟弟1969年1月去安徽蒙城插队落户务农,当时都是初中生。我们同一列车去的那一批,大都是积极主动满腔热情,准备为建设新农村奉献青春的。其中我的朋友俞自由所在的知青集体户是知名的先进,在科学种田、改变农村贫穷面貌方面成绩突出,《文汇报》记者钟锡知曾专门对他们进行过采访,撰写了长篇通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一整版发表在《文汇报》上,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左图:1978年毕业前夕,孙小琪摄于复旦大学正校门;右图:曾任《文汇报》文艺部主任的资深记者钟锡知
老钟是《文汇报》资深的有几十年从业经历的新闻记者,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很有激情,后来渐渐成为很多蒙城知青的朋友,回上海时,我们会相约了去他家看望。他所在的报社部门,与复旦中文系的文艺理论教研组、现代文学教研组有联系,我到复旦中文系上学后,与老钟联系就比以前多些。他曾问过我系里几位教师近况,说有时候一些文章发表前会请他们看看。那时,能在《文汇报》上发一篇文章,还是很被看重的。
我和俞自由虽同在蒙城县插队,但不在一个公社。因为我们都喜欢看书,喜欢思考,遇见了就有很多话题,说不完甚至还会互相写信,家事国事天下事,探讨人生之类,就如现在所说的闺蜜。那时经常一起相聚的,还有一位戴小平,也是同一列车下乡的知青。戴小平和我同是复兴中学的学生后来又在同一个公社插队,后来她回上海在第一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医院工作,我们两家离得很近,都在虹口区。那时,我们三人之间无话不谈,包括个人生活的琐琐碎碎。在复旦上学时,上海同学一般都在周六下午或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返校。那个周末回家,我把《伤痕》的故事描述给戴小平听,也把学校里关于《伤痕》引起的反响告诉她。后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俞自由。俞自由当时还在安徽任职,是蒙城县委副书记,正经受着“四人帮”粉碎后的政治风波。那几天她正好在上海。俞自由把《伤痕》告诉了老钟。这些细节,是很多年后戴小平告诉我的,虽然我不很记得,但却是完全可能的。
当晚亲自将《伤痕》手稿交钟锡知
那天,我到中文系办公室,和老钟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当时,电话还是我们生活里的稀罕物,电话机在中文系办公室的办公桌上,谁要打电话,如果正好办公室人多的话,说话就很公开。那时的中文系办公楼,如今是复旦大学校史陈列馆,在登辉堂隔着大草坪的对面,临近校园西面围墙。而4号楼在校园的最东面,从4号楼到系里,要穿过被称作“南京路”的整条校园要道。我在电话里告诉老钟,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在4号楼一楼墙报上贴出了一篇小说,也说了《伤痕》的大致情节。小说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看着看着就哭了。但也有人是反对的,认为方向错了,出了“格”,犯了“禁”。我也说了自己对这个作品推崇备至的观点,套用了学过的文艺理论,说王晓华这个人物符合“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问他《文汇报》能不能发表?当时老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后来好像说他自己或是报社已经听说了这件事。我们在电话里约定,我去把原稿拿来,来得及的话晚上就送到他办公室去。
卢新华(右)和同班同学陈思和合影于复旦大学校门口,巧合的是,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
放下电话,我有点激动,急匆匆回到4号楼,找到住在二楼的系里分管学生工作的张德明老师。张德明是比我高两级的中文系创作专业毕业留校的,后来任职复旦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之后又去上海教育电视台任台长等。那时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在学生宿舍楼都有自己的宿舍。我当时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和他有工作上的联系。我和张德明说了要把卢新华的《伤痕》送《文汇报》的事,他很快就从卢新华那里要来了《伤痕》手稿,写在方格稿纸上的一小叠,交给我。我拿了稿子就马上出发了。
我是骑自行车去文汇报社的。复旦在市区东北角的郊区,《文汇报》在离外滩不远的圆明园路,到那里时天已完全黑了,天上有很大很亮的月亮。老钟坐在办公室临窗的阳台上等我,许多办公室都还亮着灯,我从那次知道,但凡办日报,晚上加班就很寻常。我进门时,老钟笑着说正等你呢。又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他好像解释说是著名舞剧《吉赛儿》里一句关于月亮的解说词。把稿子交给老钟,稍微坐了会儿,我就回家了。圆明园路离我溧阳路的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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