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引文风气变迁与引文规范的确立(3)
武帝后期以迄成、哀之时,国家政治虽日渐腐朽,然内外战事不多,总体趋于和平态势。 在这近百年的和平岁月中,儒家思想日渐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 同时,武帝有意进行的文化建设在这几十年间日见成效,文人开始有意重视对作品进行修饰。引文既可以展示博学,又能起到润色文章、增添表达效果的作用,因此越来越受文人重视。 例如司马迁《史记》大约生成于武帝末年,该书中《历书》《封禅书》《伯夷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章都存在着大量引文,而仅每卷后的“太史公曰”部分引文就多达34 条,数量极为丰富。 《史记》引文范围广泛,并不局限于儒家书籍,其引文功能也丰富多样。 《盐铁论》中的引文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该书为桓宽等据昭帝始元六年(前81 年)盐铁会议整理而成,书中引文多达133 条,其中基本引自儒家经典或孔、孟言论,尤以引《诗》最多。 龙文玲指出:“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和战国时期的著述引诗相比,此期士人已不仅仅关注《诗经》委婉典雅的抒情效果,关注《诗经》修身养性、治国经邦的政教功能,而且更关注《诗经》干预时政的政治功用。 ”[7]
这时候,出现了许多喜欢征引和善于征引的学者。 如《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补记:“(燕王刘旦)欲发兵。 事发觉,当诛。 ……公户满意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 ”[3](P2118-2119)公户满意饱读经书,谙熟经典,在对燕王问责时能“称引古今通义”,并做到文章尔雅,使得燕王刘旦拜服,可见善于引文也是政治能力强的一种表现。 刘勰《文心雕龙·征圣篇》云:“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 ”[8]刘向字子政,匡衡字稚圭,两人都是西汉后期著名学者。 刘向《说苑》《新序》中引文数量众多,也多出自于儒经之中。 另如《汉书》卷七十六《张敞传》载:“敞为京兆,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4](P3222)引文是说理的重要方式,张敞在朝议时善引古今,并总能令“公卿皆服,天子数从”,可见其运用的效果非常不错。 张敞不但善于引文,而且能清醒地发现过度引文的不足。 如《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载:
于是天子复下其议两府,丞相、御史以难问张敞。敞曰:“……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 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 ”[4](P3277)
张敞及时发现凉州所面临的危险,希望朝廷拿出实际的应对方策,而不愿看到朝臣引经据典,空谈误事,明确指出当时不少学者过度引文华而不实的弊端。
随着引文现象的增多,人们对于引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旦引述不当,就会受到非议。 那么,善于引文和不善于引文的区别体现在哪里呢? 一方面, 好的引文尽量源自儒家经典或出自圣贤之口,刘向、匡衡就是例子。 西汉中后期政坛为儒家思想所浸淫,引文风气也随之日渐隆盛。 人们通过引述儒家经典或圣贤语句,常常能够起到更加夺人耳目的效果。 当然,非儒家经典也并非完全不引,如《老子》《管子》等书,如果有利于国家政治或道德宣教且不与儒家主流观点相悖者, 则可成为引述的对象。 另一方面,善引文者要博学经典,谙熟史记,善接古今,对答迅速,公户满和张敞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其中最关键的是,善引文者必须注意引述的场合,引述情境不同,引述方式和引述对象也要随之恰当。 简单地说,就是要合乎时宜。 《汉书》中载录了许多大臣引文不合时宜的例子:
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 ”(卷七十八《萧望之传》)[4](P3287)
遣谏大夫王骏赐钦玺书曰:“皇帝问淮阳王。 有司奏王,王舅张博数遗王书,非毁政治,谤讪天子,褒举诸侯,称引周、汤,以谄惑王,所言尤恶,悖逆无道。 ”(卷八十《宣元六王传》)[4](P3316)
时丹以左将军与大司马王莽共劾奏 (董)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纳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 (卷八十六《师丹传》)[4](P3505)
萧望之的儿子称引亡辜之《诗》,被认定为是“失大臣体,不敬”的行为;张博书信中称引周、汤以谄惑淮阳王,被认为性质“尤恶,悖逆无道”;董宏“知皇太后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也被视为“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 上述三人都因引文不合时宜而遭弹劾,可见在时人眼中,引文是一种庄重的行为,切不可随意任性。 善于称引不仅能获得较好的学术声誉,而且会给自己的政治生活带来便利;不善征引者则会受到他人抨击,严重的甚至被削官夺爵,带来牢狱之灾,董宏在后世甚至被视为称引不当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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