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引文风气变迁与引文规范的确立(6)
其次, 当时学者对引文明确提出了新的标准。《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传》载永元十四年(102年)司空徐防疏:
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 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 改薄从忠,三代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 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9](P1500-1501)
但从上文也可看出,当时社会上确实出现了许多太学博士弟子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传凿而与前代儒学精神相背离的现象。 徐防上疏认为,朝廷选拔人才必须重视经学,评价考生策论的主要标准是“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 徐防强调引文须“明”,这里的“明”是指引文必须意义清晰,对引文的理解必须源自家学先师,不可随意穿凿,自相矛盾,其实质就是要求引文必须重师法、明训诂。 由此可见,“引文明者为高说”,引文“须依先师,义无相伐”,都是此时学者对引文提出的新的规范和要求。
最后,许多学者针对当时诸多引文不当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随着引文现象的泛滥,引文不当的情况也日益增多。 如何休《公羊传注疏序》:“传《春秋》者非一。……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 ”[1](P2190-2191)何休指责有的学者引文“失其句读,以无为有”,包含错引和编造两种行为, 强调的是引文必须准确无误和真实可信。《后汉书》卷六十四《延笃传》载延笃论曰:“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9](P2104)延笃指责有的学者“互引典文,代取事据”,是强调引文不能取代事实证据。
后汉出现引文混乱的原因,与当时的政治也有很大关系。 东汉中后期频繁的帝位更替给当时的政坛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从汉和帝以迄桓、灵,外戚与宦官交替揽权,残酷的政治斗争时有发生,朝廷统治者对儒学的关注日渐减弱。 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谶纬因其屡屡失效而不断受到质疑。东汉后期朝廷上层不再强力维护谶纬及儒学的崇高与神圣,例如汉桓帝就“好音乐,善琴笙。 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9](P320),帝王的嗜好波及群下,形成儒学式微的态势,这种变化对于当时的引文之风自然会产生较大冲击。 《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载汉灵帝熹平六年(177)蔡邕上封事曰:“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 ”[9](P1996)蔡邕在反对鸿都门学时,一方面肯定“引经训风喻之言”为高,即征引经典中具有风喻劝谏的言语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又对“或窃成文,虚冒名氏”的引文行为提出严厉批评,首次提出了引文不得剽窃的规范制度。
随着引文规范的不断完整,引文风气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在东汉后期得到了充分显现。 《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载的大量诏令奏议及其余汉代诸子书籍多涉政治,这些文章在引述前人言论时基本都合符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引文规范。 相比而言,诗赋类纯文学的创作在引文时又有着自己的特色。 作为汉末文人诗代表的《古诗十九首》,其中就存在着不少引“诗”现象,是故钟嵘《诗品上》认为“其体源出于《国风》”[13]。 黄震云等发现,《古诗十九首》引“诗”的方式更多属化用,并认为“《古诗十九首》创造性的引诗方式为后代诗人作了垂范和启迪,影响深远”。 “从东汉文人诗,到六朝诗,到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引诗成为诗歌创作重要手段”[14]。
辞赋堪称汉代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其中的引文现象同样不容忽视。 据许结、 王思豪 《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采用经义,极为广泛, 其中尤以《诗》、《礼》为重。 ”许文认为,汉赋引“诗”的方式有直引、论诗、乐歌、取义、取辞等多种,其中取义85 次,取辞则多达 260 次[15]。 据许文统计,《全汉赋》用《诗》 440 次, 其中西汉 96 次, 东汉 344 次。这其中汉末张衡赋用《诗》最多,达114 次,蔡邕赋也有26 次,而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仅14 次。 从数量上看,汉末诗赋的引文现象不亚于诏令奏议类政治文献,但因其与政治相对疏远,故在引文方式上具有较大的自由性。 辞赋讲究文句的整饬,且多以传抒情意为胜,故多以化用的方式,常常仅引用个别特定的词语来传递丰富的思想情感,而完整引述前人文句的例子则不多见。 但是,汉末诗赋的征引对象大多源自儒家经典,这与汉代诏令奏议及诸子文章却是一样的。 需要注意的是,汉代辞赋以达意为主,在引述时不用全文引出,仅需借用个别字词,即可将前人文句中的内涵全盘化用,堪称汉代引文出现的最大新变。 这种引用方式堪称后世用典之滥觞,开启了以简短词语传达丰富内涵的又一模式,对后世中国诗文创作的影响尤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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