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引文风气变迁与引文规范的确立(7)
五、结 语
在400 余年的两汉历程中,引文风习有过传承,也有过变异,但总与当时的政治变迁和社会变革密切相关。 武帝以来的崇儒政策及伴随而来的考选制度变革,以及两汉之际的谶纬之风,对于汉代引文风气嬗变的影响最为直接。 汉末谶纬没落连及儒学式微,但引文规范却日趋定型。总体而言,汉代学术界在倡导多引文的同时,形成了诸多规范和要求:引文来源要本乎经典;引文内容须合乎正义;引文形式要合符规矩;引文方式要合符时宜;引文功能须能讽谏劝喻;引文语句要准确无误、真实可信;引文明者为高说;引文须依先师,义无相伐;引文不得剽窃。 两汉引文风习深刻影响到后世的社会生活,如汉魏之际何彦英就曾“援引图、谶,劝先主即尊号”[16],诸葛亮则在《出师表》中特别告诫后主不要“引喻失义”。 汉代引文风习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突出: 中国说理文早在先秦即已成熟,并逐渐形成了以理说理、以事喻理、引文证理3 种主要说理方式。 汉代诏令奏议及诸子文章大多引文证理,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所谓“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8](P614),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刘跃进先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十年》指出,“中华文学是一个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既是现实的实践问题, 也是深邃的理论问题”[17]。 引文作为中华文学话语体系中一种特殊的著述方式,同样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总之,发源于先秦而成熟于汉代的引文规范,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后世的文章写作。 这种引文风习绵延至今,逐渐成为中华民族论证说理和传情达意的常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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