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引文风气变迁与引文规范的确立(5)
全文700 余字,引文7 处,其中连续征引的《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河图提刘予》《雒书甄曜度》《孝经钩命决》均属纬书,谶纬神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由此延绵至汉章帝时,国家总体和平,社会上下基本为儒家思想所笼罩,谶纬之学隆盛到了极点。 章帝存留诏书70 篇, 引文38处,基本源自儒经。 如其《改行四分历诏》(文见《后汉书·律历中》)。 该诏全文约 400 字,引文 7 处,其中源自纬书者5 处,谶纬之学的影响显而易见。《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载:“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 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 ”[9](P1911)此风发展到汉章帝时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此时的文人著述时不但引文频率高,对儒家经典的集中度也增强,对纬书的大量引用更是这一时期的引文特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白虎通义》。 据《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 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 ”[9](P2546)据初步统计,《白虎通义》全书引文 639 处,几乎全部源自儒家经传书籍或孔子及其弟子言论,具体情况如表2。 《白虎通义》征引的文献源,包含了许多谶纬书籍,其中如《援神契》《钩命决》《含文嘉》《乐元语》《元命苞》《孝经谶》《春秋谶》《论语谶》《春秋潜潭巴》《乐稽耀嘉》《春秋瑞应传》《感精符》《谶》《易干凿度》《乾凿度》等。另如班固《汉书》中的多篇“志”书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引文情形。
表2《白虎通义》引文文献源 引述次数“礼”类经传 324“春秋”类经传 90“书”类经传者 80“诗”类经传者 61“诗”类经传者 21“乐”类经传(含《乐记》) 9《论语》 50《孝经》 8单称孔子及其弟子等言语 25单称“传”者 28《尔雅》等其它文献源 33总计 639 次
与西汉后期的引文相比,东汉前期的引文出现以下两点变化:一是引文频率更为密集,引文更集中地源自儒家经典。 边家珍指出:“汉代引用经典之所以能成为更普遍的现象,主要与经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中占主导地位有关。 ”[10]总体而言,新莽与东汉基本继承了西汉时的考选制度,贤良方正、博士弟子、孝廉茂才及明经等依然是入仕的重要方式,儒家是官方认可的唯一学派,儒学经典自然成为读书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 另外,汉代经师重视师门派系、强调章句之学的学术风气,在两汉之际逐渐达到顶峰, 这些风气同样影响到了当时的引文风气。 二是引文中出现了大量的谶纬内容。 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儒学中谶纬之学兴起,此时的经学大多演变成为依托天文历法而专言灾异的、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学说,由此也深刻地影响到时人著述中的引述风气。 至于引文的方式方法,两者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区别。 由此可见,除了谶纬之风的影响外,引文规范在两汉之际已经基本成型。
四、日渐定型:汉末引文嬗变对文学创作的映射
在特定考选制度的影响下,重视训诂、“述而不作”及尊崇师法等学术思潮贯穿于东汉时期,喜好引文的风气也从未中断。 东汉中后期以来,众多儒学之士依然秉承前代遗训,恪守儒家教规,他们更为强调引用前代遗训的重要性,如汉顺帝期间,名臣胡广就曾上书要求“国有大政,必议之于前训,咨之于故老”[9](P1506)。实际上,在应劭《风俗通》、王符《潜夫论》等著作中,无不存在着大量的引文。 引文现象在东汉君臣诏令奏议类文书中同样众多,桓帝延熹九年(166)荀爽一篇策论(文见《后汉书》卷六十二《荀爽传》),包含有14 条引文;蔡邕《明堂论》(文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引文更达20 余条,所占篇幅超过文章大半,在历代单篇文献中实属罕见。 随着引文现象的日渐普遍,汉末引文功能也日趋多元化。 应劭《风俗通义》以介绍风俗礼仪为主,其中的大量引文旨在说明某项事实,而非证明某种道理。 东汉大儒马融的《尚书·泰誓序》甚至借用引文进行辨伪。 《泰誓序》指出:“《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 ”[11]马融将《春秋》《国语》《孟子》《荀子》《礼记》等书中对《泰誓》的引文和当时流传的《泰誓》进行比较,发现今书中没有这些引文,由此怀疑今本《泰誓》的真实性,这是汉代学者运用引文考辨书籍真伪的经典例证。
引文现象的普遍,也促使人们对它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 首先,从当时许多成功的引文事例可以发现,“引经据典”“合符正义”的引文更能为人接受。 如《后汉书》卷六十二《荀爽传》载:“时人多不行妻服,虽在亲忧犹有吊问丧疾者,又私谥其君父及诸名士,(荀)爽皆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 ”[9](P2057)《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载:“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 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 ”[9](P)谢承《后汉书》卷四《杨震传》载“(杨奇入补)侍中,天子所问,引经据义,靡事不对。”[12]上面是3 个非常成功的引文事例,其中荀爽“引据大义,正之经典”,孔融“引正定议”,杨奇“引经据义”,其中的关键词是“经”“正”“义”。 由此不难发现其中的关系,即引述经典之文,自然具有了“义”的性质和“正”的力量,可见“引经据典”“合符正义”已经成为当时引文的重要标准。 又《后汉书》卷三十一《陆康传》载,陆康因灵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陆康上疏谏之,“书奏,内倖因此谮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9](P1113)。 陆康被捕,固然有倖臣栽赃的成份,但他“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在当时恐怕确实有“不敬”的嫌疑。 陆康的缺失在于,他引文时既没有做到“合乎时宜”,又没有“引经据典”,自然易被小人构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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